蕉下鹿

我的cp观 不喜勿入

 

一切缘起于那封三行遗书。内容大家都熟就不赘述了。值得关注的是，这封信的具体文字出自常璩记载，而他本是成汉政权的官员，降晋后开始撰写《华阳国志》。桓温平蜀，随军的孙盛也在《晋阳秋》中转述了他从蜀中父老口中得知此事，并且加以贬斥。孙盛另一个著名记载是远志当归，在当时的价值衡量体系下已成为姜维不孝的明证：《晋书·五行志》说“维卒不免”是因为他这样答复母亲，《册府元龟》亦录此条入“不孝部”。对姜维密表一事，常璩持蜀人立场，孙盛则持晋人立场。如果我们再看一看这两条记录出现的背景，不难想象，蜀人的心态极有可能与八十余年前的惨痛记忆重合，假借这样一种形式，寄托口不能言的忧愤。 

但是，无论如何，信的具体内容可以模拟，姜维参与钟会谋反并身死宗灭的事实是真的。说姜维想借此给自己捞好处，远不如说成阴谋复国更符合大众的审美。这也就是我看好他与刘禅关系的前提。至于为什么是禅维而不是维禅——不上床谈何攻受。

从郤正所表扬的私德上看，姜维是一个极其优秀的人，从他的为臣来看也当之无愧。建兴六年，姜维二十七岁，刘禅二十二岁，相逢俱少年。“凉州上士思汉久矣”是个很好的舆论导向，此后姜维仕途顺遂。建兴十二年，姜维加杂号辅汉将军，再次透露了信息。该名号始见于更始帝时期，多用为加官。蜀汉历史上，除姜维外曾获得这一官职的人分别是李严、张裔、孟琰。

延熙九年，尚书令董允卒，吕乂继任。十年，镇西大将军姜维迁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魏晋时期，“录尚书事”从理论上讲是群臣之首，总领军国政事，在蜀汉被视为宰相。有《华阳国志》为证：“时蜀人以诸葛亮、蒋琬、费祎及允为四相，一号四英也。”但常璩并没有把姜维视为“执政者”（这个下文会涉及），反而是孙盛称其为“亡国乱相”。所以我怀疑刘禅虽给了姜维这个头衔，并没有赋予其染指中枢的实际权力，否则不会出现“虽班在祗上，常率众在外，希亲朝政”的事。常璩说得更明确：“姜维虽班在祗右，权任不如。”简言之，皇帝只需要他能打仗。

刘禅对姜维到底是什么感情？三国志中没有直接表述。他首先是个皇帝，其次才是爱重姜维的皇帝。这是原则问题。当然如果你认为刘禅本身就没原则，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我的设定是，刘禅对姜维的个人感情，可以影响，但不足以改变他对国事的处置。姜维出师频繁是因为这件事符合刘禅的利益，而不（仅仅）是因为刘禅喜欢他。以前有人说，刘禅要是不支持他，他连汉中都出不去。所以，当成都的信任和倚恃渐渐消失时，姜维也只好跑沓中了。

当年君臣相遇，执手三分变沧桑。这段感情，刘禅是主动方，姜维能体察天子心地，却不肯作出逾越身份地位的回应，恪守臣节。刘禅当然会生气。我把你当成自己人掏心掏肺，你却还拿那一套朝堂上的话语来应付我。倘若姜维利用皇帝对他的感情，因势利导，对自己的发展自然是有益的，然而这样与陈祗之流何异？他是可以弃小节而全大事的，这在他与钟会的暧昧关系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只不过有些人就是不愿意做某些事。而另一方面，刘禅因为示意始终无果，感情也慢慢地淡了。与姜维交往，远不如去找黄皓他们更轻松。

延熙十九年的段谷之败是禅维关系的分水岭。之前一路热情上攀，之后却不得不考虑平衡。此后姜维再也拿不出漂亮的战绩。那么刘禅凭什么还要像以前一样支持他？景耀元年，姜维复位大将军。但同时尚书台的权力因陈祗的死亡被董厥樊建诸葛瞻等瓜分。老将廖化约宗预去拜访初统朝事的诸葛瞻，宗预拒绝趋炎附势。而上邽失期不至的胡济，不仅未受惩罚，反而从镇西大将军升任右骠骑将军。后来甚至发生了黄皓欲援立阎宇的事。虽然刘禅没表态，但这种事能发生已经说明问题了。数年的明争暗斗终于使姜维被排挤出政治核心。

我们来看景耀五年的三段话，史官叙事时的因果错位：

维本羁旅讬国，累年攻战，功绩不立，而宦官黄皓等弄权於内，右大将军阎宇与皓协比，而皓阴欲废维树宇。维亦疑之。故自危惧，不复还成都。

孙盛异同记曰：瞻、厥等以维好战无功，国内疲弊，宜表后主，召还为益州刺史，夺其兵权；蜀长老犹有瞻表以阎宇代维故事。

华阳国志曰：维恶黄皓恣擅，启后主欲杀之。后主曰：“皓趋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齿，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维见皓枝附叶连，惧於失言，逊辞而出。后主敕皓诣维陈谢。维说皓求沓中种麦，以避内逼耳。

——按照陈寿的写法，姜维连个招呼都没打，就带着主力跑去屯田了。这让刘禅怎么想？注意刘禅还没疑他，是他自疑。后世风波狱有段很经典的话：

君臣不可疑，疑则生乱。君疑臣则诛，臣疑君则反。若臣疑于君而不反，复为君疑而诛之；若君疑于臣而不诛，则复疑于臣而必反。

姜维固无反心，然拥兵自重，无异于分庭抗礼。孙盛提出了以益州刺史换兵权这个可能性。蜀汉只有一州，蒋、费均曾任此职，本来给姜维也不算委屈；而姜维不肯接受，毕竟李牧就是前车之鉴。常璩的记载则夸大了黄皓的作用。个人以为，刘禅能容忍姜维屡战不利，却不能容忍军国大权集中在一个人手上。刘禅自亲政起做的事一直是制衡。景耀六年，姜维得知魏军动向，上表请求张、廖增防。陈寿的说法是“皓徵信鬼巫，谓敌终不自致，启后主寝其事，而群臣不知”，故贻误战机。然而还有一种可能是刘禅不愿再分兵给姜维指挥。换言之，此时在刘禅看来，“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的危害性不及把兵撒出去的危害大，身为帝主，边将作乱的几率不得不防。先前景耀二年， 张翼迁左车骑将军，领冀州刺史；廖化迁右车骑将军，领并州刺史。至此两人皆获得假节的权力，某种意义上这是对姜维的分权制裁。

不管刘禅是出于何种心态作此决定，君臣生隙后的军事部署导致接下来一系列被动。姜维的上表时间不晚于景耀六年春，而这个春天蜀汉只做了一件大事，为诸葛亮立庙于沔阳。结果同年秋天，伐蜀主帅钟会就去参拜了。真是讽刺。这里就不得不提到被姜维改动的汉中防御机制。历代史家多以为此举是“为亡蜀张本”。从陈寿的记载来看，景耀年间汉中由“实兵诸围”转为“敛兵聚谷”，刘禅没有异议，那也就是说姜维至少成功地让众人接受了他的计划，从汉中抽调兵力转移到陇西。蜀魏兵力悬殊，非奇兵不能取胜。姜维敢赌，但是这个计划的重点是要有人调度，各部配合，而不是等着敌人钻口袋。可是魏军大举入侵时，姜维本人和他的兵不在汉中，这也就导致防御层降低，且无法根据具体敌情作出调整。“蜀所恃赖，唯维而已。”这话不仅是称赞，更是战略方针。魏军三路来袭就是要切断沓中与汉中之间的救援，各个击破，置蜀军主力于死地。姜维的如意算盘是“退就汉、乐二城，使敌不得入平，且重关镇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军并进以伺其虚”。可钟会人多啊，派两支偏师把汉、乐一围，大军直捣阳安关。汉、乐不但没起到牵制的作用，里面的守军还出不来。再加上蒋舒卖阵，傅佥战死，关口彻底失陷。成都援军也没有按时抵达指定位置。但姜维毕竟宝刀不老，在腹背受敌的情势下，打了个漂亮的运动战，甩掉邓艾诸葛绪，过阴平桥头。这时张翼、董厥才到汉寿。姜维、廖化舍阴平而退，至白水与诸军会合，退守剑阁。详见下图：

我认为，如果没有邓艾偷袭，钟会又因粮尽退兵，益州暂保平安，蜀汉朝廷是会追责的。然而无论刘禅还是姜维，都没想到后来会败得那么快。阴平一线并非无守，江油的伏兵三校被魏将田章所破。据常璩记载，刘备曾于阴平景谷南的步道设置义守，号关尉。以蜀汉的军事规模，一校为一千人，则钟会派给邓艾的援兵数量可知。继而，马邈请降，诸葛瞻进退失据，魏军突破涪城、绵竹，直逼雒城。成都人心涣散，兵力不足，放弃抵抗。敕降令抵达各地，姜维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是为炎兴元年冬十一月。《三国志》给出的印象很中正：

维等初闻瞻破，或闻后主欲固守成都，或闻欲东入吴，或闻欲南入建宁，於是引军由广汉、郪道以审虚实。寻被后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诣会於涪军前，将士咸怒，拔刀砍石。

姜维选择的撤军路线，避开了邓艾军的占领地盘。从钟会的上表内容来分析，蜀军先由剑阁南下至阆中，再沿潼水顺流至广汉，然后由广汉往西抵达郪县、五城，试图甩掉魏军主力，并与刘禅会合。钟会自称兵分三路，围追堵截，粉碎了姜维的意图。陈寿对此不作评价，然《华阳国志》却微露指爪：

姜维未知后主降，谓且固城；素与执政者不平，欲使其知卫敌之难，而后逞志；乃回由巴西，出郪、五城。会被后主手令，乃投戈释甲，诣锺会降于涪。军士莫不奋激，以刃斫石。

——诛心啊。如果姜维率军向东兜了一个弯不是出于战略迂回，而纯粹是与成都怄气的话，那真是死不足惜了。清人宋鉴嫌陈寿写姜维“羁旅托国，怀顾望之私，规自全之策，寓微词于言外”，常璩的表述更露骨。《华阳国志》记景元四年至五年魏灭蜀事，多取王崇《蜀书》以补陈寿《三国志》，而王崇本人就是蜀汉末期的文官。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指出“此说颇谬实际形势”，是为的评。

纵观整个战役，刘禅对敌情估计严重不足。先是对姜维的告急置之不理，后又以“备敌既定”拒绝了南中霍弋的勤王。右大将军阎宇都督巴东，“魏之伐蜀，召宇西还”，但《三国志》中并无他走到哪里的记录。景耀年间于建威等地立围守，汉中督胡济退守汉寿，本应主持防御，或是侧面袭击魏军，然亦无记录。不排除各自为政的可能性。蜀汉军政体系在这种时候仍分崩离析。城未破而国先亡，刘禅作为领导人，当负首要责任。

然而，同是归降，我们来看一下孙皓与刘禅的不同：

壬申，王濬最先到，於是受皓之降，解缚焚榇，延请相见。

艾至城北，后主舆榇自缚，诣军垒门。艾解缚焚榇，延请相见。

皓乃备亡国之礼，素车白马，肉袒面缚，衔璧牵羊，大夫衰服，士舆榇，率其伪太子瑾、瑾弟鲁王虔等二十一人，造于垒门。

晋诸公赞曰：刘禅乘骡车诣艾，不具亡国之礼。

——刘禅根本就没有按照亡国之君的全套程式去见邓艾。这是典型的不服。邓艾草根出身不知看出礼仪的差别了没。而这个信息，在蒋显赍诏时必然会转达给姜维。也就是说，君臣间是有默契的。这是姜维敢于实施计划的心理基础。

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月，姜维展示出了他平时鲜有机会流露的一面，真正属于那个时代的名士风度。能同钟会相谈甚欢，而他们的谈吐绝不限于谋反这个话题。今天我们尚可从郤正的著论中窥其一斑。孙盛说：“纵维好书而微自藻洁，岂异夫盗者分财之义，而程郑降阶之善也？”典故出自左传：

襄公二十四年：晋侯嬖程郑，使佐下军。郑行人公孙挥如晋聘。程郑问焉，曰：“敢问降阶何由？”子羽不能对。归以语然明，然明曰：“是将死矣。不然将亡。贵而知惧，惧而思降，乃得其阶，下人而已，又何问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阶者，知人也，不在程郑。其有亡衅乎？不然，其有惑疾，将死而忧也。”

杨伯峻注：“既登高位，自感难保，而求下降者，乃明智之人也。”也就是说，程郑之才不堪其位，因惧祸而作出了有悖于平常行为的决定。结合孙盛对姜维的贬抑态度，这是鲜明的讽刺（语涉“嬖”字更是别有用心）。曾经有人说“姜维是怕死才去投靠钟会”，按当时的局面，企图借力打力更大程度上是“寻死”。演义说人心思汉，可是只要看看成都的态度，连陪刘禅去组建流亡政府的人都凑不齐，可想而知复国有多难。姜维不肯媚于君却媚于敌的态度必然引发益州当地的不满（否则常璩也不会听到那种传闻了），在真相浮出水面之前，他的确是身败名裂了。

姜维为何选择这条路，我的观点仍是：追补前过。蜀汉对魏作战一系列失利，作为最高军事统帅他难辞其咎。仔细看《三国志》可以发现，陈寿对姜维是有所回护的，尤其是把军事成绩的不佳归结到政治斗争上，“非战之罪”的味道。顺便，我很烦那种一言不合就把对方打成黑子的论调。首先没有谁是不能被问责的，其次刘禅有责任与姜维有责任不矛盾。为免夺权避祸保身这无可厚非，但是心怀侥幸部署失误，是错不起的。其实景耀五年侯和兵败后，姜维不敢回成都，显然也是认为自己对朝局不可控。进驻沓中，看似军队在手，政治上的主动权却丧失了。不能及时回汉中布防，“听敌入平”，门户大开，寡不敌众。所幸剑阁相峙使钟会对姜维颇有好感：

会于是禁检士众不得钞略，虚己诱纳，以接蜀之群司，与维情好欢甚……会厚待维等，皆权还其印号节盖。会与维出则同轝，坐则同席，谓长史杜预曰：“以伯约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胜也。”

我相信陈寿在写下这样的句子时，是怀着恶意的。但这恶意不见得是针对姜维或钟会本人，倒更有可能是指向那些既得利益者。从钟会起事的仓促来看，他未必出征前就“内有异志”，而在整个过程中，钟会的主动性大于姜维。如果钟会不想叛魏而姜维贸然游说，那姜维的处境就很危险。我的朋友认为，涉及成都之乱的史料基本上都是被篡改过的。正月十六至十八日的隐秘，刘禅不会说，陈寿不敢说，蜀汉幸存的知情人不能说，魏晋官方更不可能给出不利于政权统治的解释。我甚至怀疑姜维密表的存在性。试想内情不外泄，姜维还只是附逆；如果洛阳知道他想复辟，恐怕刘禅连安乐公都做不成了。倘若刘禅不认可这一行动，姜维难道会中止吗？既然如此，又何必提前暴露目的呢？以姜维的一贯作风，他不像是感情用事的人。 且把常璩的完整表述放上来：

明年春正月，会构艾，槛车见徵。会图异计，奇维雄勇，还其节盖本兵，谓长史杜预曰：“姜伯约比中州名士，夏侯太初、诸葛公休不如也。”邓艾亦谓蜀人曰：“姜维，雄儿也！”会、维出则同车，坐则同席。将至成都，自称益州牧以叛。恃维为爪牙，欲遣维为前将军伐中国。维既失策，又知会志广，教会诛北来诸将；诸将既死，徐欲杀会，尽坑魏兵，还复蜀祚。密书通后主曰：“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魏太后崩，会命诸将发丧，因欲诛之。诸将半入，而南安太守胡烈等知其谋，烧成都东门以袭杀会及维、张翼、后主太子璿等。军众抄掠，数日乃定。

——原来常璩的真实态度是“维失策”！毕竟他本人就是劝主投降的，肯定不喜欢反抗引起的生灵涂炭。怎么看都是钟会利用姜维的统兵才能，姜维自投绝境将计就计。可是无心插柳啊，这二十三个字感动了无数人。往事竟成蛇画足，天心已定马同槽。正因为姜维这样死了，蜀中曾经谴责他穷兵黩武的人渐渐转为了同情。这个举动不甚明智，然而姜维不可能等到万无一失的时候才出手。况且，如果纯粹从功利角度去看，将削弱姜维此举的意义。

禅维这一对，无论是演义中的昏君忠臣戏码，还是历史上不那么昏庸的君和不那么无瑕的臣，都存在着一种情感不对等，“明月心/君前化为碧血”的苍凉。记得356钟会讨伐战中刘禅有句台词：“姜维啊，梦话是不能大声说的，怎么你都不明白呐。”然后一个小兵愤怒地说：“刘禅陛下和姜维大人在交战……这种混账战斗，我实在看不下去！”说得太好了。最后，用我写过的一个段子来结束此篇：

司马昭机关算尽也没能从刘禅口中套出一句把柄，却不知，那日之后的蜀地，他的确不思。

 

 

                             （作战分析有所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