蕉下鹿

陈寿对姜维的评价，避嫌与个人情绪兼有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三国志中体现出了陈寿的故吏精神。这个人的笔力很深，判断他的态度往往不能从一处去考虑，而是要结合历史上更多的例证来看。以一句文学化的话来说：“他用所有的人言拼凑成一副破败的盔甲，罩住了他的肝脑涂地。”举几个表述为例：

1.外宽内忌

杨戏被黜，陈寿从字面上给出的意见是姜维不及蒋琬宽厚。这个词及类似的结构曾经被用于公孙弘、袁绍、刘表、司马懿等人。要理解陈寿的用意，还是得从他的习惯用法上去推敲。杨戏是相府老人，他对姜维的多次挑衅，令我想到了孔融对曹操的一再唱反调，同是恃才傲物，不容于上。

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而琰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

杨戏商略，意在不群，然智度有短，殆罹世难云。

两处措词近似，然感情色彩不同。外宽内忌很常见，意不能堪才是重点。而杨戏本人就在《季汉辅臣赞》中对“奔臣”这一群体表示了不屑，那么他的“素心不服维”可想而知。陈寿肯定了杨戏的才干，又在书中明确记载了这一带有风向标性质的事件。与其说他是为了攻击姜维，倒不如说是从侧面展现，以姜维为首的北伐派是如何势单力薄。对于张翼那样的正常意见表达，姜维虽然愤怒，还是能容忍的。杨戏估计是既不出力又乱讲话。故姜维不惜飞短流长，也要把军队中这个不稳定因素剔除。

2.玩众黩旅

这个词是并列结构，如果把“玩众”和“黩旅”看作两件事，确难解释。但是换个思路就不一样了。查“玩”字条下有“玩兵”一词。《国语》：“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韦昭注：“玩，黩也。”也就是说，“玩众黩旅”是近似“耀武扬威”的同义反复。

《汉晋春秋》：景耀五年，姜维率众出狄道，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约之谓也。智不出敌，而力少於寇，用之无厌，何以能立？诗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后’，今日之事也。”陈寿在蜀书五中也评价道：“当此之时，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杜牧曾作诗批评了这种轻率用兵的现象：“狂童何者欲专地，圣主无私岂玩兵？”个人认为，陈寿嘉赏的是“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排斥的不是对外作战本身而是该行为给国家人民带来的沉重负担。常璩亦有言：“姜维才非亮匹，志继洪轨，民嫌其劳，家国亦丧矣。”更何况三国志是写给晋主看的，有些话不中听，道理还是在的。且看对比：

是故智者不为小利移目，不为意似改步，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故汤、武之师不再战而克，诚重民劳而度时审也。如遂极武黩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

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老子有云：“治大国者犹烹小鲜。”况於区区蕞尔，而可屡扰乎哉？

陈寿拣了《仇国论》的现成。以晋朝认为“有全国之功”的谯周对姜维的评价放在蜀书十四卷尾，既稳妥又绵里藏针。

3.维率会左右战 

据晋书本传推测，陈寿父卒于蜀亡前不久。故成都易帜时，陈寿理应按礼制在南充老家为父丁忧。再加上新朝的忌讳，那些现场描写必然是一再删改后的结果。姜维传里冷冷一句败亡已定，教人回不过神，却把乱点连声的场面塞入了钟会传，一句叹息都不给：“姜维率会左右战，手杀五六人，众既格斩维，争赴杀会。”但这个“左右”到底是状语还是定语中心语？如果是副词作状语，那就是姜维带着钟会左冲右突，很拉风；如果是名词表示“钟会左右的人”，那么这件事就变成姜维代劳了。三国志里说钟会部下死亡数目是几百人，我觉得陈寿有缩水之嫌。晋书的说法显然是在这个基础上作了改动：“会率左右距战，诸将击败之，唯帐下数百人随会绕殿而走，尽杀之。”把姜维也写成了“左右”之一。考虑到十八日中午钟会才把铠杖交给姜维，魏军完全是临时听他指挥。具体场面可脑补94版三国，一个六十三岁的老汉拎了把剑艰难地砍杀，真作孽。

4.班在祗上

陈祗可查的履历自选曹郎始。蜀汉置尚书郎分曹治事，有选部，分左右，杨戏即曾任右选郎。该职主铨选官吏事。董允身为尚书令，对台中的人事应有绝对的话语权。故陈祗虽受费祎赏识，尚不得越级升迁。延熙九年，董允卒，陈祗被费祎超拔为侍中。蜀汉官员正常晋升程序是“三岁一考”，陈祗才能如何不好说，但显然过蒙拔擢。十四年，陈祗又继病卒的吕乂守尚书令。此时姜维为卫将军、录尚书事、假节。十六年，费祎死后，姜维的政治空间扩大，加紧了对外的军事行动。而陈祗在内，“上承主指，下接阉竖，深见信爱，权重於维”。这个就很微妙了。我们知道费祎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时，尚书令董允为其副贰。姜维同样有录尚书事的头衔，其权势却不及陈祗。著名的黄皓就是在陈祗任侍中期间开始掌权干政的。除此之外，陈祗还排挤了“刚简有臧否”的庞宏。在以董允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看来，宦官利用其与君主的不正当关系窃取了权力，岂能不怒。而陈祗逢君之恶，与宦官互为表里，以致桓灵之祸复见于今，当然是罪不可恕。

不过陈祗虽然人品不行，对北伐还是支持的。一个明证就是谯周与之论利害后写下的《仇国论》。既然是“退而书之”，就表明谯周在廷议时没能占上风，“军旅数出，百姓彫瘁”的现象还在继续。延熙十六年至二十年，姜维每年出征，而景耀年间，只有一次北伐。这虽然不能归功于陈祗，至少说明陈祗统政时期的国力是能支撑这样的军事行动的，尚书台也没有拖后腿。等到董樊瞻上位，姜维就不得不把精力放到求取刘禅的支持上。至于姜维为什么没能制裁黄皓，窃以为，一开始他不愿意管也很难管内廷这种乌七八糟的事，等到臂大于股，气候已成了。刘禅宠着黄皓，尚书台只有樊建不与黄皓来往，其他两位，只好呵呵了。

题外话，刘禅与黄皓发展亲昵关系，恐怕与少年天子的权力受抑制，产生逆反情绪有关。何况“皓便辟佞慧”，怎么看都比“正色匡主”的董允更讨人喜欢。陈寿说甘陵王刘永“憎宦人黄皓，皓既信任用事，谮构永于后主，后主稍疏外永，至不得朝见者十馀年”，这可能有点夸大黄皓的作用了。毕竟天子忌惮异母兄弟也是很正常的事，宦官只能吹吹枕边风。蜀人把亡国归罪于黄皓擅权，从传统观念来说，“妇寺不干政”是合理的。但陈寿的表述显然对一切亲近黄皓的人都很不满，以至于我们在书中看不到陈祗“统职一纪”的具体建树（刘禅白为他哭一场了）。甚至邓艾，因左右受贿而放过黄皓，成为他为数不多的污点之一。

晋书本传说“宦人黄皓专弄威权，大臣皆曲意附之，寿独不为之屈，由是屡被谴黜”，显然言过其实。类似的表述还可以在《襄阳记》中看到：“时黄皓预政，众多附之，宪独不与同，皓恚，左迁巴东太守。”这倒合理些。陈寿在蜀位不过黄门侍郎，秩六百石，不值得黄皓费心，也没有对抗黄皓的能力（须知延熙九年后黄皓就升任六百石的黄门令了）。晋书价值观偏清流，有溢美之嫌。看看他曾经的上司、秘书令郤正，“与宦人黄皓比屋周旋，经三十年，皓从微至贵，操弄威权，正既不为皓所爱，亦不为皓所憎，是以官不过六百石，而免於忧患”，想来颇受陈寿羡慕。

5.情好欢甚

钟会攻打剑阁不克时致书姜维：“每惟畴昔，尝同大化，吴札、郑侨，能喻斯好。”是说你我曾经同沐大魏盛德，你还是快点归顺吧。说实话，侨札之分这个自诩并不适合他们，那种谦谦君子间的政务提点，是三国志对周瑜鲁肃关系的譬喻。而另一对“侨札之好”——羊祜陆抗，“于时以为华元、子反复见於今”，华元子反结盟的核心是“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同样不适用于姜钟的关系。硬要比的话，他们倒有点类似春秋时的蔡大夫朝吴与楚公子弃疾。楚灵王灭蔡，命其弟弃疾为蔡公执政。朝吴为谋求复国，煽动国人，怂恿弃疾拥兵自立，趁灵王出征之际，夺取方城，招抚旧部。时局未定，弃疾又故意传播灵王将归的假消息，赚两位兄长自杀，独踞王位，即楚平王。作为交换，蔡国得以恢复。朝吴弃疾实现双赢。

观姜钟二人，无论是复辟还是谋反，都缺乏足够的群众基础。蜀汉术士杜琼早在延熙十三年之前就开始散布“刘禅的名字不好”“魏国将会收编我们”的舆论。谯周也在景耀五年写下“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的句子，暗示曹魏才是承天命者。“蜀既亡，咸以周言为验”，都认为“是啊早该有这么一天了”。而司马昭在邓艾军中安插的司马师纂、在钟会军中安插的监军卫瓘，是对他们的制裁。魏灭蜀后人心思归，钟会无法控制全军，司马昭亲临长安更是给了他莫大的压力。仓促起事，铤而走险，终至覆亡。

但是，用《比肩》中的话来说：“计谋是真的，感情不一定是假的。”哪怕是做做样子，钟会面上也会优待姜维，以结人心。姜钟间的情感绝不是昵昵儿女语，而是两个优秀的男人因不灭的野心作出的绝地反击。“以伯约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胜也。”这句话中深藏了钟会作为胜利者的优越感，同时又点出了姜维的心志。如果双方没有一定的手腕和修养，便不足以吸引对方。至于下一步，谁都不会傻到以为对方真心信任自己，同床异梦后便是同室操戈。

6.段谷归因

延熙十九年的挫败是蜀汉对外军事扩张的重大转折点。史官为了表达某种倾向，往往利用事件顺序的剪裁制造不同的逻辑效果。比如本传中，陈寿是这么写的：

十九年春，就迁维为大将军。更整勒戎马，与镇西大将军胡济期会上邽，济失誓不至，故维为魏大将邓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离，死者甚众。众庶由是怨讟，而陇已西亦骚动不宁，维谢过引负，求自贬削。为后将军，行大将军事。

蜀承汉制。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将军，不常置。本注曰：掌征伐背叛。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至延熙十九年，蜀汉有记载的骠骑将军依次为马超、李严、吴班，时任车骑将军是夏侯霸。所以姜维这次是自贬四级，比街亭的引咎还要沉重。而胡济竟未因“失誓”直接受到任何处罚——我说的是直接，即朝廷的问罪。以至于嘉靖本三国很不忿地补上了一笔：“镇西大将军胡济等，因会定取上邽，不至，亦贬一级。”这当然是善意的想象。事实上胡济因此战可能受到的影响，是景耀中改变汉中防御机制后，他这个汉中督从前线被调到了二线汉寿，官职反从镇西大将军升为右骠骑将军。其中是否有姜维的深衔，不得而知。

从胡济的履历来看，是相府系的人，也算老资格了。诸葛亮曾表扬他“数有谏止”，裴注指出他“有忠荩之效”。陈寿用一个“故”字，把胡济归为祸首。然而真是这样吗？如果胡济及时赶到了上邽，姜维就不至于覆败吗？我们再来看魏书二十八：

议者多以为维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败，非小失也；破军杀将，仓廪空虚，百姓流离，几於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胜之势，我有虚弱之实，一也。彼上下相习，五兵犀利，我将易兵新，器杖未复，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陆军，劳逸不同，三也。狄道、陇西、南安、祁山，各当有守，彼专为一，我分为四，四也。从南安、陇西，因食羌谷，若趣祁山，熟麦千顷，为之县饵，五也。贼有黠数，其来必矣。'顷之，维果向祁山，闻艾已有备，乃回从董亭趣南安，艾据武城山以相持。维与艾争险，不克，其夜，渡渭东行，缘山趣上邽，艾与战於段谷，大破之。

这里的描述很清楚了。姜维军是在前往上邽的路上，被准备充分的邓艾截杀的。部队走水路陆路，劳逸不同，但是孙武弃舟登岸千里奔袭的例子告诉我们，陆军速度远比水军快，且机动性强。观邓艾作战方针，无一不是兵贵神速。所谓不打无准备之仗。姜维这一次告败，的确是技不如人。

回过头去看蜀书十四的表述，我觉得陈寿对姜维是真爱。然而陈寿没有说谎。姜维屡战不利，同蜀汉军政系统分崩离析有关，他这个大将军从来没能真正地掌控全军（从好的方面想，也许只是诸将不认同姜维的打法，不排除某些人故意不配合想把姜维拉下马的可能）。选择胡济失誓这个点，只是以小见大。春秋责帅。邲之战中，荀林父未能约束属下，导致晋军惨败，回国面君也是主动请死。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才是社稷之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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