箭囊的颜色
举一个小说中的例子：
他的背上斜背着一张弓，腰里挂着一柄宝剑和一个朱漆描金的牛皮箭囊，里边插着十来支雕翎利箭。在今天人们的眼睛里，这个箭囊的颜色只能引起一种美的想象，不知道它含着坚决反叛朝廷的政治意义。原来在明朝，只准皇家所用的器物上可以用朱漆和描金装饰，别的人一概禁用。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还特别作了严格规定：军官和军士的箭囊都不准朱漆描金，违者处死。然而我们如今所看见的这位战士，从他开始起义的那年就背着这个箭囊。九年来，这个箭囊随着他驰骋数万里，纵横半个中国，饱经战阵，有的地方磨窳了，有的地方带着刀伤和箭痕，而几乎整个箭囊都在年年月月的风吹日晒、雨淋雪飘、尘沙飞击中褪了颜色。
——《李自成》第一卷，1963年版
姚雪垠去世后，其助手俞汝捷综合多方意见，将《李自成》五卷修订为四部精节本。所谓“精节”，即“把删略的功夫全花在对语言、细节、情节逐字逐句的推敲上”。改定前后情况如下：
他的背上斜背着一张弓，腰里挂着一柄宝剑和一个朱漆描金的牛皮箭囊，里边插着十来支雕翎利箭。（在今天人们的眼睛里，）这个箭囊的颜色（只能引起一种美的想象，不知道它）含着坚决反叛朝廷的（政治）意义。原来在明朝……
括号里的内容属于作者现身发议论。修订者以为多余，遂删去。
但是，在我看来，恰恰是括号里的内容，缓冲了语气，使得这句政治色彩浓厚的表述不那么生硬。众所周知，《李自成》是十七年文学中的典型，借历史背景，明写闯王进京，实写武装夺取政权。论者认为，行文中体现了两个姚雪垠：
“一个是沿着阶级分析的路线来讲述农民起义故事的姚雪垠；另一个则是极端讲究艺术性，几乎对每个细节都精雕细刻的姚雪垠。前者是有意识这样做的，是党性、政治性对作家的要求；后者是无意识、潜在的，是作家自身审美性对前者的微妙调控。”
而在阅读近现代史时，某些资料同样相当于“箭囊的颜色”。
大陆宣传材料讲革命经过，是单一立场的叙事。退到台湾的人写历史，也是单一立场。唯独留在大陆的降臣俘将，由于处境特殊，他们不得不尽量贬损己方，夹缝求生的行文，可以看出更多信息。这种笔法，历代良史用过。
看《文史资料选辑》一些没改干净的表述，特别有趣。字里行间总漏出点由衷心思来。血洗的山河，墨写的文章。“这一点，就要任凭文学逞能，恰如冢中的白骨，往古来今，总要以它的永久来傲视少女颊上的轻红似的。”
邱行湘对黄济人说：你与我们写文史资料不一样。《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只是体制下的语言，写了点陌生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