蕉下鹿

译文以李丹、方于的合作版本为准。

他这么说，身体却没有移动一步，他用那种铁钩似的目光钩着冉阿让，他平时对颠连无告的人们也正是用这种神气硬把他们钩到他身边去的。

张载《西铭》：“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译者用“颠连无告”去修饰被沙威逮捕的人。妙。“兄弟”又是宗教称谓。

单凭他们推开警卫队的门的方式，警务人员就认得出他们自己的人。

太苏了。可是由于他长期保持的镇定外表，无人觉察此君有异。遗书交上去，反被人认为在毫无失职的情况下自杀，是精神错乱了。当初在市长那儿碰了钉子，密书检举，目击者以为他要辞职。周边人总是用自己的思维去揣度他。沙威何其孤独。 

大手笔不过如此。沙威每次出场都伴随着无数的褒义词和大道理，然而因为他说得到就做得到，不觉说教。同时又不放过沙威性格中的阴暗面。有趣的是这样一个警官，在我们看来极其刻薄的，雨果对他的评价却是耿介敦厚。为人处事界限分明。

雨果真是擅长煽动读者情绪。芳汀惊死，冉阿让一怒拆了铁杆，沙威向后退去，惧不敢为。瞬间的吃瘪大快人心。侦察员为逞一时之快，更恃执法，言行恶劣。然而指望他帮逃犯圆谎，却是毫无可能的。市长为安抚芳汀而撒谎，势必要用更大的谎来收拾，这是连锁反应。沙威说过：做好人容易，做正直的人才难呢。

正如冉阿让洗心革面，不仅仅因为米里哀的恩德，而是之后再欲抢劫时的忽然内省；沙威的转变，也不在于冉阿让的义释，而在于冉阿让从地下管道出来，愿意束手就擒跟他走。之前他见了他就想办法逃。街垒一别，沙威再也不用“你”去称呼对方。“好吧，上去。我在这儿等您。”

倘若沙威仅仅因为冉阿让放过自己一马，就放弃了十几年的坚持追捕，那故事就太浅薄了。恩是施诸个人的，而义是衡量万事万物的。无法说服自己原宥逾矩(原文的比喻是列车出轨)，忠于职守的人向上帝递交辞呈。即便是圣光普照的冉阿让，也无法理解，这个警察为什么要跳河。他口轻飘飘地说：他精神失常了。 

中国读者阅读大悲，容易先入为主地认定：沙威是错的，因为他维护的体制是错的。而这种判断建立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已然实现的错觉上。中国革命取径法革，学到了暴力，不学自由平等博爱。所以雨果的画饼永远悬在天上，一星如月，静对誓言。

雨果酷爱制造戏剧冲突以引出思辩过程。大悲如此，九三年亦如此。然而情节合理性又是另一回事。沙威放走冉阿让与人无伤；郭文放走共和国的敌人，作为指挥官是不合格的。正确的做法是像侯爵那样，奖惩分明，功不抵罪。显然雨果追求更高的秩序，落实在个人身上，已然先破坏了秩序。 

角色是作者的喉舌，但不能仅仅代为发声。看大悲时，我能喜爱具体角色。阅读九三年，我是跳过角色直接去看作者的思想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他把手伸给他。

沙威退缩，并用一种粗野的声音说：

“请您原谅，市长先生，这使不得。一个市长不应当和奸细握手。”

他从齿缝中发出声来说：

“奸细，是呀，我滥用警权，我已只是个奸细了。”

于是他深深行了个礼，向着门走去。

走到门口，他又转过来，两眼始终朝下：

“市长先生，”他说，“在别人来接替我以前，我还是负责的。”

他出去了。马德兰先生心旌摇曳，听着他那种稳重坚定的步伐在长廊的石板上越去越远。

诚然跳河这一情节使人物升华了，但沙威的形象树立是早在跳河之前的。就凭他误以为检举错了而向市长自请革职，还没几个零件能做得到。妙的是冉阿让身份曝光后，沙威立即原形毕露。

当年第一印象曾可达像沙威。然而沙威最感动我的倒不是跳河——按雨果的刀笔，他是肯定会跳河的——而是他临终前写了那么详细一份工作交接。再回溯，监视街垒被捕时，学生质问他是否密探，他说我是公职人员。沙威一直有使命感，曾督察也是。当别人都看出大势已去得过且过时，他还执拗地螳臂当车。

他做密探就像别人做神甫一样。

这话雨果在沙威出场时就说过，在他谢幕时又强调了一遍：

我们用这些字眼都是从最严肃的涵义而言，丝毫不带讽刺。

与其说是盖棺定论不如说是招魂。在很早以前我国也赞赏过沙威这样的人。后来由于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什么都变了。

对于人物塑造而言，定性之笔是不及白描的。再怎么铺排他是社会的鹰犬人间的律条，溢美之辞或曰不虚美，终不如角色的实际行动更打动人。

最工整肃穆的书法

赴死之人，胸中波澜与塞纳河无异，偏偏克己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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